弗莱雷 | 被压迫者教育学： 对话行动理论
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1921年出生在巴西东北部地区的累西腓市，是20世纪批判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被誉为“拉丁美洲的杜威”，“近半个世纪之内世界上最重要的教育家”，是“自赫尔巴特、杜威以来，教育理论史上‘第三次革命’的开创者和实施者”。他专注于教育在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弗莱雷的突出贡献在于提出了以培养批判意识为目的解放教育理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这一方面对教育以及教学改革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意义。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对话文化行动理论，并试图理解其组成要素。
合作
在反对话行动理论中，征服（作为其首要特征）需要一个人征服另一人，并将这个人转化成“事物”的主体。而在对话行动理论中，各个主体相互合作，旨在改造世界。反对话的、据统治地位的我，把被统治者的、被征服的你转变成纯粹的它。而对话的我懂得，使他或她自身存在的正是你（而不是我）。他也明白，促使自身存在的你反过来又构成我中有你和我。根据这些关系的辩证原理，我和你因此变成了两个你，而这两个你又变成了两个我。
对话行动理论并不包含一个靠征服来进行统治的主体和一个被统治的客体。相反。各个主体一起命名世界，以改造世界。如果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由于前面所描述的原因，被压迫者未能作为主体来完成其使命，那么，将压迫者的压迫作为问题提出（这总是需要某种行动），也将有助于他们完成这一使命。
上述情况并不是说，在对话行动任务中，就不需要革命领袖。这只不过是说，革命领袖——尽管他们的作用是重要的、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并不能拥有人民，也没有权利盲目地把人民引向救助。这种救助纯粹是领袖给人民的恩赐——打破了他们双方之问的对话或契约，并把人民从解放行动的合作者的地位降格为这一行动的对象。
合作是对话行动的一个特征——对话行动只存在于主体间（不过他们可能起着不同层次的作用，并承担不同的责任）——合作只有通过交流才能实现，对话作为基本的交流，必须成为任何合作的基础。在对话行动理论中，没有为了革命事业而征服人民的余地，而只有赢得他们支持的理由。对话没有强制，没有操纵，没有驯化，也没有“专喊口号”。然而这并不是说，对话行动理论没有方向，也不是说对话的人对要得到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没有清醒的认识。
革命领袖对被压迫者的责任同时又是对自由的责任。正是由于这种责任，革命领袖不能妄图征服被压迫者，而必须赢得他们对解放的拥护。屈从的拥护不是真正的拥护，而是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依附”，征服者规定了被征服者的选择范围。真正的拥护是完全自由一致的选择。离开了人民间以现实为中介的交流，真正的拥护是无法实现的。
因此，合作使对话主体把注意力集中到现实身上。现实是他们的中介和挑战，现实被作为问题提出来。应对这一挑战，就是对话主体针对现实采取行动，旨在改造现实。让我再次强调，把现实作为问题提出来并非一定是在喊口号：这意味着对充满问题的现实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与统治阶级采取的神化现实的做法相反，对话理论需要揭露世界。然而没有一个人能替另一个人揭露世界。虽然某一主体可以为了别人带头揭露世界，但别人也必须成为这一行动的主体。只有在真正的实践中。通过这种揭露世界，认清自我，才谈得上人民的拥护。
随着人民认识到革命领袖的奉献和可靠，这种拥护与人民对自己及对革命领袖的信任不谋而合。人民对领袖的信任反映了领袖对人民的信心。
然而，这种信心不应该是幼稚的。领袖必须相信人民的潜力。他们不能把人民视为自己行动的客体；他们必须相信，人民有能力参与到追求解放的事业中。但是，他们又必须要警惕被压迫人民的双重性，要警惕“隐藏”在被压迫人民内心的压迫者。因此，格瓦拉告诫革命者要随时提高警惕，他不是在贬低对话行动理论的基本条件。他只不过是一位真正的现实主义者。
虽然信任是对话的基础，但不是对话的先决条件；信任来源于接触：在接触中，人是抨击世界的合作体，抨击世界是改造世界的组成内容。但是只要“隐藏”在被压迫者内心的压迫者比他们自身更强大，他们对自由的自然恐惧反而会使他们指责革命领袖!革命领袖不能太轻信。但仍必须对这些可能性有所警觉。格瓦拉所写的《革命战争回忆录》证实了这些危险：不仅背弃，而且甚至背叛革命事业。在此文献中，格瓦拉承认，为了维护本集团的凝聚力和纪律，有必要对背弃者进行惩罚。同时，他也多次觉察到能说明这种背弃的某些因素。其中之一，是背弃者的两重性，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
格瓦拉的这一文献的另一部分说的是他在马埃斯特腊山的农民社团中的经历（他不仅做过游击队员，而且也当过医生）。这部分与我们对合作的讨论有关系。这一部分的描写相当精彩：
通过与这些人民及其问题的日常接触，我们坚信有必要彻底改变我们人民的生活。进行土地改革的想法清晰可见。与人民交流不再是纯粹的理论，而成为我们自己不可缺少的部分。
游击队员与广大农民开始结成一个牢固的群体。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什么时候这些想法变成了现实，什么时候我变成了农民的一部分。就我来说，在山脉地区与我的病人的接触把一种自发的、略带抒情意味的决定转变成了一种更泰然的力量，一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而这个山脉地区的那些穷苦的、受难的、忠实的人民甚至想像不出他们对造就我们的革命思想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请注意，格瓦拉所作的强调：与人民交流对把一种“自发的、略带抒情意味的决定转变成了一种更泰然的力量，一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起了决定作用。那么，就是在与农民的对话中。格瓦拉的革命实践才变得明确；也许是出于谦逊，格瓦拉没有说的是，正是他自己的谦逊与爱的能力使他有可能与人民交流。这种无可争辩的对话交流变成了合作。请注意，格瓦拉（他与菲德尔和他的同志们一起走上马埃斯特腊山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寻找冒险的失意青年）认识到“与人民交流不再是纯粹的理论，而成为了（他自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强调广大农民是如何从交流的时刻起便成了他的游击队“.策命思想”的“缔造者”。
格瓦拉讲述他及他的同志们的经历，用几乎是传教式的语言描述他的接触，甚至是他的明白无误的叙事风格也展示了这位伟人驾驭爱及交流的高超本能。由此可见他何以会振振有词地为另一位慈爱人士说话。这个人就是“游击队传教士”卡米洛·托雷斯。
离开了使真正合作得以开展的交流，古巴人民还只能是马埃斯特腊山人民革命运动的客体，而作为客体，就不可能拥护革命。他们充其量也只可能是“依附”，然而这只是统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革命的组成部分。
在对话理论中，在任何阶段，革命行动都不能放弃与人民的交流。交流反过来又带来合作，促使领袖与人民像格瓦拉所描述的那样走向联合。只有当革命行动是真正体现人性的、富有同情心的、充满爱的、注重交流的并且是谦逊地提出来的，即是为了获取解放，这种联合才能存在。
革命热爱并创造生命；为了创造生命，革命可能不得不阻止某些人限制生命，除了自然界基本的生死循环外，差不多还有一种非自然的活着的死亡：即被剥夺了生命完整性的生命。
这里没有必要引用统计数字来证明有多少巴西人（一般说来还有拉丁美洲人）是“活着的僵尸”、人类的“影子”和无望的男女老少。他们倍受折磨，成为那永无休止的“看不见的战争”的牺牲品，在此“战争”中，结核病、血吸虫病、幼儿痢疾……以及各种各样的贫困疾病（这些疾病，用压迫者的话来说，大部分是属于“热带疾病”）吞噬着他们的残存生命。
对如上这种极端的状况可能出现的反应，切努（Chenu）教父作了如下评论：
在参加议会的牧师以及有见识的俗人中，有许多人都担心，在面对世界的需求及苦难时，我们也许只会在感情上不以为然，倾向于掩饰贫困及不公平的现象和症状，而不是接着去分析造成贫穷与不公的原因，去谴责带来这种不公和造成这种贫穷的政体。
为解放而团结
在反对话行动理论中，统治者为了更易于维护其统治地位，不得不把被压迫者分裂开来；而在对话理论中，领袖们必须不遗余力地使被压迫者团结起来—并且使领袖们与被压迫者团结起来——目的是为了实现解放。
问题在于，这一对话行动的范畴（像其他范畴一样）不能脱离实践而产生。对统治阶级而言，压迫实践是容易的（或者至少是不难的）；而革命领袖要进行解放实践就不容易了。统治集团可以靠使用权力手段；而革命集团却有这种权力挡道。统治集团可以随时随地把自己组织起来；虽然有时会有偶然的、短暂的分裂，但一旦对其根本利益构成威胁，就会很快联合起来。而革命集团离开人民就无法生存，正是这一条件构成了其组织努力的第一个障碍。
要统治阶级允许革命领袖组织起来，这的确是自相矛盾的。统治阶级的内部团结加强和组织其权力。这种内部团结要求把人民分裂开来；而革命领袖的团结只有当广大人民内部及广大人民与他们间团结起来才得以存在。统治阶级的团结来自于与广大人民的敌对关系；而革命领导集团的团结产生于与广大（团结起来了的）人民的交流。压迫的具体状况一一它使被压迫的我具有双重性，因而使被压迫者模棱两可，情感上不稳定，甚至害怕自由一一靠阻止解放所必需的团结行动来促进统治者的分裂行径。
另外。统治本身在客观上就具有分裂的性质。统治总是把被压迫的我维持在“依附”现实的地位，而这一现实看起来很强大并且无可抗拒；然后统治者利用神秘的力量对此权力进行解释，以此来达到离间的目的。被压迫的我的一部分被置于其所“依附”的现实中，而另一部分则被置于自身之外、神秘的力量之中。这些神秘力量被认为导致了这个无以应对的现实。个体被一分为二；即相同的过去和现在以及毫无希望的未来。他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变化中的人，因此不可能与别人团结起来建设将来。但是当他打破这种“依附”，并能客观地看待他开始从中涌现出来的现实时，他就开始合并成一个面对着客体（即现实）的主体（即我）。这时，他打破了分裂的自我的虚假的统一，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个体。
要分裂被压迫者，就不可缺少一种压迫的意识形态。相比之下，要取得被压迫者的团结，就需要采取一种文化行动。通过这种文化行动，他们才逐渐懂得他们为什么并且是怎样依附于现实的——这种文化行动需要反意识形态化（de-ideologizing）因此，要把被压迫者团结起来，不能只凭空洞地“喊口号”。后者歪曲了主体与客观现实间的真正关系，从而也把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个人身上的认知、情感及主动因素都割裂开来了。
对话——自由论行动的目标不是让被压迫者“脱离”神化的现实，以便把他们“固定”到另一现实中去。与之相反，对话行动的目标是使被压迫者认清自己的依附关系，从而使他们选择去改造不公正的现实。
因为团结被压迫者要求他们团结一致，不论其确切的地位如何，所以这种团结毫无疑问就需要阶级意识。然而，拉美农民有个特点，他们被淹没在现实之中。这意味着，在意识到自己是被压迫个体之前（或至少是同时），被压迫者就必须要有自己是被压迫阶级的意识。
对一位欧洲农民来说，把他是一个人的事实作为问题向他提出来，会使他大吃一惊。但对拉美农民来说，情况就并非如此。他们的世界常常不能越过庄园一步，他们的举止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一些动物和树木的动作，并且他们常常把自己看作与动物与树木没什么两样。
那些以这种方式与自然界和压迫者紧紧联在一起的人，必须要认清自己只是不能真正存在的人。是佩德罗、安东尼奥和何塞法。这一发现意味着对种种名称的意义有了不同的认识：“世界”、“人”、“文化”、“树木”、“工作”、“动物”等词再次体现出真正的意义。现在，农民们终于看到自己是能通过创造性劳动来改造现实（以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实体）的人。他们认识到——作为人——自己已不再可能继续是被别人占有的“东西”；并且他们可以从自己作为被压迫个体的意识进人到被压迫阶级的意识。
行动主义者的方法是靠“口号”，而不是去解决这些基本的情况。试图用这种方法来团结农民，结果只能把一个个的个体并置起来，赋予他们的行动以纯粹机械论的特征。团结被压迫者要建立在人的层次上，而非物的层次上。这种团结只有在现实被真正地根据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来加以理解的时候才能出现。
为了使被压迫者团结起来，他们必须首先要割断把他们与压迫世界固定在一起的想法与神话的纽带；使他们相互之间联结起来的这种团结必须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要取得这一不可缺少的团结，革命进程从一开始就必须是文化行动。用来团结被压迫者的方法，取决于压迫者在社会结构中所拥有的历史及现实经验。
农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的现实中，只有单一的、简洁的压迫决策来源，而城市被压迫者生活在一个扩展了的世界中，其压迫命令来源有多个并且很复杂。农民们是在一位体现了压迫制度的统治者的控制之下；在城市地区，被压迫者受制于“无人格性的压迫集体”。在这两种情况下，有时压迫权力是“看不见的”；在乡村地区，由于它非常接近被压迫者而在城市中却是由于它非常分散。
但是，在类似于这样的不同情况下的各种文化行动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即向被压迫者说清楚使他们与压迫者联在一起的客观状况，不管看得见还是看不见。只有那些一方面能克服纯报告式的、无动力的“胡扯”，另一方面又能克服机械论的行动主义的种种行动，才能与统治阶级的分裂行径相抗衡，并走向被压迫者的团结。
组织
在反对话行动理论中，操纵是进行征服.与统治所不可缺少的；而在对话行动理论中，把广大人民组织起来，代表了操纵的对立面。组织不仅与团结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且是团结的自然发展。因此，领袖追求团结也就必然要力图把人民组织起来，要印证(Witness)这样一个事实，即争取解放的斗争是一项共同的任务。这种从共同合作努力——解放男男女女——中产生的坚定的、谦逊的、勇敢的印证避免了反对话控制的危险。印证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视社会的历史条件而定；然而印证本身是革命行动不可或缺的成份。
为了确定这种印证的内容和方式，就必须要越来越具有批判性地认识当时的历史背景、人民的世界观、社会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等等。由于印证的内容是历史的、对话式的，因而又是辩证的，因此，就不能未经分析自己的背景就简单地引入别人的印证内容。否则就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并神化了，这样，疏远就会在所难免，在对话行动理论中，印证是革命所具有的文化教育特质的主要表现之一。
不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改变的最主要的印证要素包括：言行一致，促使印证者勇敢地把生存当作一种永久的危险来面对的胆略；促使印证者及接受印证者不断采取行动的激进化（而不是宗派主义）；爱的勇气(它远不是为了适应不公正的世界，而是为了人类的逐步解放而改造世界)及对人民的信念，因为印证是向人民作出的——虽然由于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的辩证关系，向人民作出印证也会影响到统治阶级(他们以常规的方式对这种印证作出反应)。
所有真实的(即批判性)印证都要有敢冒风险的勇气，包括领袖们不能总是马上就能赢得人民的拥护的可能性。一个印证可能在特定的时刻和特定的条件下未取得成果，但不能因此而说它今后也不能取得成果。因为印证不是一种抽象的动作，而是一种具体的行动——勇敢地面对世界及人民——所以它不是静止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因素，成为它产生的社会背景的组成部分；从那时起，它就不会停止对这一背景的影响。
在反对话行动中，操纵使人民麻木，并为统治人民服务；在对话行动中，操纵被真正的组织取而代之。在反对话行动中，操纵为征服目的服务；而在对话行动中，勇敢而充满爱的印证为组织目的服务。
对统治阶级来说，组织就是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对革命领袖来说，组织意味着将他们与广大人民组织。在前一种情况中，统治阶级逐步地构造其权力以便能更有效地统治别人，并使别人非个性化；而在后一种情况中，如果组织本身构成了自由的实践，那么组织只是符合组织的性质和目标。因此，组织所必需的纪律不能与严格管制混为一谈。如果没有领导、纪律、决心及日标—没有要完成的任务和可以说明的原因——组织就无从谈起，革命行动也会被削弱，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这一事实绝不能证明可以把人民视为可使用的东西。压迫早已使人民非个性化—如果革命领袖操纵他们，而不是朝意识化方向努力，那就等于否定了组织的真正目标(即解放)。
把人民组织起来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也不能发表个人意见的革命领袖开始体验学习如何来命名世界。这是一个真正的学习经历。因而是对话式的。因此也就是说，领袖不能只说自己的；他们必须与广大人民一起说。那些没有对话行动，只坚持将自己的决定强加于人民的领袖不是在组织人民—他们在操纵人民。他们既没有解放别人，一也没有被解放：他们是在压迫。
组织人民的领袖没有权利恣意地将自己的词强加于人，这一事实并不是说他们因此必须采取一种自由主义者的立场。这种立场会在对压迫已习惯了的人民中间滋长放纵。对话行动理论既反对独裁，也反对放纵，并因而承认权威和自由。没有权威，就没有白由，同样，没有自由，也就不可能有权威。一切自由都包含这样的可能性，即在特定的条件下（并且在不同的现实层面中)，自由可以变成权威。自由和权威不能分开，必须考虑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真正的权威不是靠权力的移交，而是通过授权或者是在一致拥护之中来维持的。如果权威只是由一个集团移交到另一集团手中，或是强加于大多数人头上，权威就会蜕化成为独裁。只有在“自由转变为权威”的情况下，权威才能避免与自由发生冲突。一方的突现会导致另一方的退化。正如没有自由就没有权威，反之也是如此，没有对自由的否定，就不会有独裁主义，没有对权威的否定，就不会有授权。
在对话行动理论中，组织需要权威，这样就不会独裁；组织需要自由。这样就不会无法无天，更确切地说，组织是一个非常有教育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领袖与人民一起体验真正的权威和自由，然后他们通过改造成为他们中介的现实来寻求在社会中建立权威和自由。
文化合成
文化行动始终是一种系统的蓄意的行动。它作用于社会结构，不管目的是为了维护此结构还是想改造此结构。作为一种系统的蓄意的行动，一切文化行动都有它的理论来决定其目标并因而确定其方法。文化行动要么为统s治服务(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要么为人的解放服务。由于这些辩证地相对的文化行动类型是在社会结构中进行的并且作用于社会结构，所以它们确立了不变与变之间的辩证关系。
社会结构为了要维持下去就必须要改变；换言之，用柏格森哲学的观点来讲就是，改变是社会结构表明“持续时间”的方式。
对话文化行动没有把消除不变与变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它的目标(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因为这种辩证关系一消失，社会结构本身，乃至人类都将消失)；确切地说，它的目标是战胜社会结构中的敌对矛盾，从而获得人的解放。
另一方面，反对话文化行动的目标是要神化这矛盾，从而期望避免(或者说尽可能地阻止)对现实进行彻底的改造。反对话行动明显地或暗地里都想在社会结构中维持有利于其自身的代言人的状况。反对话行动决不接受对此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造，以消除敌对的矛盾；但他们会接受某种程度的改革，只要这种改革不影响到他们对被压迫者的决策权。因此，这一行动模式就要求对人民进行征服、分裂、操纵和文化侵犯。这从根本上必然是一个诱导行动，而对话行动的特征是要废弃诱导的一面。非对话文化行动之所以无法废弃其诱导特征，主要是由于其目标：统治。而对话文化行动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也在于其目标：解放。
在文化侵犯中，施行者根据其自身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来构划其主题内容。他们的出发点是自己的世界，他们从自己的世界进人被侵犯者的世界。在文化合成中，施行者不是以侵犯者的身份从“另一世界”来到人民的世界中。他们来不是为了教导、传授或给予什么东西，而是为了与人民一起认识人民的世界。
在文化侵犯中，施行者(他们甚至不需要亲临受侵犯的文化，他们的行动越来越多地是靠技术手段来完成)把自己强加于人民头上，而人民被安排为旁观者和客体的角色。在文化合成中，施行者与广大人民融为一体。人民是双方对世界施行的行动的合作方。
在文化侵犯中，旁观者与要维护的现实都是施行者行动的对象。在文化合成中，不存在旁观者；施行者的行动对象就是为了人类解放而要改造的现实。
文化合成因而是针对文化本身的一种行动模式，是作为它借以构成的那种结构的维护者。文化行动，作为历史行动，是一种取代占统治地位的被异化了的以及在异化中的文化手段。从这点来说，任何真正的革命都是文化革命。
对第三章所描述的生成主题或有意义主题的调查，构成了文化合成行动过程的起点。实际上，不可能把这一过程分割成两个单独的步骤：首先是主题调查，接着就是文化合成行动。这样的二分法意味着调查者对作为被动对象的人民进行研究、分析及调查的初始阶段——一个与反对话行动相一致的步骤。这样的分法会导致幼稚的结论，即认为侵犯行动的结果是合成行动。
在对话理论中，不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分法。主题调查的主体不仅是指那些专业分析人员，而且也指那些其主题域正被调查的广大人民。调查——文化合成的第一阶段行动——确立了一个创造的氛围，这种氛围在随后的各个行动阶段将得到发展。这样的氛围在文化侵犯中并不存在。通过异化，文化侵犯扼杀了那些被侵犯的人民的创造热情，使他们处于绝望状态，并使他们害怕冒险去试验，而没有试验，就没有真正的创造。
那些被侵犯的人，不管其层次如何，都很少超越侵犯者为他们设定的模式。在文化合成中，因为不存在侵犯者，所以就不存在强加于人的模式。相反，有许多施行者批判性地分析现实(他们从未把这种分析与行动分离开来)，并且作为主体介入到历史进程之中。
领袖与人民互相认同，他们并不是遵从预先制定的计划，而是共同制定行动纲领。在这一合成中，领袖与人民身上都在某种程度上出现新的认识和新的行动。对被异化了的文化的认识，产生改造行动，导致一种从异化中解脱出来的文化。领袖们的较复杂高深的知识在人民从实际经验得来的知识中得到改造，而后者经由前者而得到改进。
在文化合成中——也只有在文化合成中——才有可能解决领袖们的世界观与人民的世界观之间的矛盾，以丰富双方的世界观。文化合成并不否认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差别，而实际上是基于这些差别。它的确否认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侵犯，但它肯定双方互相给予的不可否认的支持。
革命领袖必须避免一点：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而仅把自己组织起来；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不管与人民可能偶然发生什么样的矛盾，都必须加以解决——不能通过体现强制关系的文化侵犯来使矛盾扩大化。文化合成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革命领袖如果没有考虑到像人民的世界观那样真实的事情，他们就会犯很多错误，出现很多失算。人民的世界观或明或暗地包含着他们的担心、顾虑、希望、对领袖的看法，对自己及对压迫者的理解，宗教信仰(总是调和不同的信仰的)，宿命论及反叛反应。这些因素都不能被分开来单独看待，因为它们互相作用并构成一个整体。压迫者只对把这一整体看作是有助于为了统治或维护统治所采取的侵犯行动感兴趣。而对革命领袖来说，对这一整体的认识是他们采取文化合成行动所不可缺少的。
文化合成(正因为它是一个综合体)并不意味着革命行动的目标就应当受人民的世界观中所展示的抱负的制约。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尊重人民的世界观为借口)，革命领袖就会被动地受制于这种眼光。不管是领袖对人民的世界观进行渗透，还是领袖对人民的(往往是幼稚的)抱负的简单适应都无法令人接受。
具体地说：如果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人民的基本抱负就只是要求提高工薪而已，那么领袖们就可能犯下两个错误中的一个。推翻这个大众化的抱负，并以更深远的东西取而代之—但这个东西还未成为人民注目的中心。在第一种情况下，革命领袖采取的是一种顺应人民要求的策略，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忽视了人民的抱负，他们就陷入了文化侵犯的泥潭之中。
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合成：领袖们一方而必须认同广大人民要增加工资的需求，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把这种需求的意义作为问题提出来。这样做，领袖们才能把这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状况作为问题提出来，而增加工资的要求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力一面。因而人们就会明白，单单要求增加工资并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的实质可以在前面所引用的第三世界主教们的说法中找到。他们说：“如果劳动者未能成为自己的劳动力的主人，那么任何的结构改造都将是徒劳无功的……他们(必须)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而不是劳动力的出卖者……(因为)任何形式的劳动力买卖都是奴隶制的表现。”
劳动者必须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劳动“是人的一部分”，“人既不能被出卖也不能出卖自己”等，要取得对这些事实的批判性意识，就必须不能被一些治标不治本的解决办法所迷惑，就必须对现实进行真正的改造。以通过使现实人性化来达到使广大男女人性化的目的。
在反对话行动理论中，文化侵犯为操纵目的服务，操纵反过来又为征服目的服务，征服进而又为统治目的服务。而文化合成是为组织目的服务；组织又为解放目的服务。
本书探讨的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压迫者为了压迫需要一套压迫行动的理论，同样，被压迫者为了获得自由也需要一套行动的理论。
压迫者脱离人民去精心设计其行动理论，因为他以人民为敌。人民也无法——只要他们被压迫、被统治，且把压迫者的形象内化——单凭他们自己来构建其解放行动理论。只有在广大人民与革命领袖的接触之中——在他们的交流中，在他们的实践中——这一理论才能得以建立。
*本文节选自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顾建新、赵友华、何曙荣译。